·德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国家,但移民融合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
·作为“新德国人”,80个公民组织的成员对融合的定义进行了讨论。
·无论自己的文化背景如何,他们都首先将自己视为德国人——并在德国看到了发展的机会。
当前加拿大大使访问柏林的诺伊科恩区(Neukölln)时,德方的陪同人员对他说,这个城区由于种族隔离被当做融合政策失败的象征。后来,这位大使与德国社会学家阿拉丁·艾尔-玛法拉尼(Aladin El-Mafaalani)一起进餐时,向后者打听,德国人所说的“种族隔离”到底是什么含义。毕竟在英语中,种族隔离是指,在某个城区中,超过一半的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
而加拿大大使却发现,在诺伊科恩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即便是公交车站里等车的乘客,也没有哪个种族呈现出明显的数量优势。实际上,柏林的诺伊科恩区在全球化大都市的时代背景下,可称得上移民融合的模范。
这位前加拿大大使仅仅因为一次在柏林的散步,就触及了德国移民融合大讨论的风暴眼。
种族多样化成为融合失败的例证
如果说德国是移民国家,那对此的认知与讨论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德国五分之一的居民都有移民背景。德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国家!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在政治脱口秀和畅销书中,种族多样化都被看做是融合政策失败的例证。
而与此同时,在那五分之一非德国血统的德国居民中,有很多人都取得了检察官、记者或大学教授的职位,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对德国式移民融合定义的不满。比如他们会抛出这样的问题,社民党总书记雅思敏·法赫米(YasminFahimi)和国务部长艾丹·厄茨奥乌茨(AydanÖzoğuz)(上述二人都是土耳其裔)还要怎么进一步融合?为什么大家都要一脸严肃的讨论,伊斯兰是否也能融入德国?而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宗教自由让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多余的。
对很多自认为已经融入德国社会的移民而言,萨拉辛(反对外来移民的德国政治家)的作品成为畅销书,无异于当头一棒:忽然之间,他们被迫要考虑自己对德国的忠诚了,而这在此前都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这一话题的升级让早已碎片化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移民群体重新感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所有那些萨拉辛所针对的人,都属于这一群体。
今年,这个一直由外界给予定义群体,首次聚集在柏林,争取自己的尊严。尽管与会的移民代表充满激情、深受伤害、交锋激烈,但并没有极端言论。第一届“新德国人组织全国大会”(Bundeskongress der Neuen Deutschen Organisationen)是一个目标明确,心平气和,组织专业的活动,就像柏林这个欧洲最活跃的创业之都每天都在举行的专业会议一样。只是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不是企业,而是政治NGO。
80个来自全德各地的公民组织在“新德国人”的旗号下济济一堂。这一概念来自《我们新德国人》这本书,由《时代周报》(Zeit)记者爱丽丝·博塔(Alice Bota),范奎(Khuê Pham)和厄茨勒姆·托普库(ÖzlemTopçu)在2012年合著。如果“新德国人”是个政党,他们代表的就是德国20%的人口。
因为他们首先自认为是德国人,所以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就不再重要。“新德国人”不会纠缠于所谓的文化误读,因为他们只是希望外界将他们看做是德国人。他们争论的并非是种族,而是问题本身。这个新组织所代表的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种族或宗教而遭受不公对待的人群;代表所有那些愿意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却有未能为其所完全接纳的人。
这个组织致力于推动一个全新的移民融合的概念,代替那种怀旧的、形而上的、单一化的理想形象。在一个民主国家,融合不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民主议政中获得同等的权利。
口头与现实
社会学家阿拉丁·艾尔-玛法拉尼在会上表示,各个族群间的公开争论,并非标志着融合政策的失败,而是恰恰相反。只有自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才会去努力争取社会的认可。
过去几年,在巴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都发生过由种族或社会问题引发的冲突,在德国此类暴力冲突却从未发生——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玛法拉尼称,也许平均主义盛行的瑞典和曾经雄霸世界的英帝国认为,只有将各个族群相互隔离才是有效的融合,而德国则相反:尽管我们总说融合政策失败,实际上少数族裔的社会参与意识非常强。
因此,“新德国人”并不追求法律上的深刻变革。实际上,他们在德国的现有体系下已经拥有很多机会。他们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的认可,不被区别对待,并获得德国人的集体自觉。而对于所谓的“种族隔离”,艾尔-玛法拉尼说,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实际上只有一个群体可以实现自我隔离,那就是有钱人。只有那些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人,才会有聚集而居的倾向。而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普通人只会更在乎租金高低,而非邻居来自哪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