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在衰退还是在变迁？

 近几十年来，德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外来语借词，尤其是来自英语的借词特别多。对此有人惊呼“德语正在衰退”。但是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日尔曼语言文学教授鲁蒂•凯勒（Rudi Keller）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多次撰文驳斥这种观点，他认为那些所谓德语衰亡的迹象只不过是其正常发展变迁的表现。外来词可能被德语吸收成为固定的德语词，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被淘汰。今天的语法错误可能成为明天的语法规则。比如“Sinn machen”（有意义），“Keks”（饼干）和“Streik”（罢工）这几个词人们现在天天用，谁会想到这些原来是英语借词呢？还有“cool”（酷）这个词现在时髦的很，可是谁知道它过几年以后会不会不时髦了呢？（

    下面是凯勒教授应《南德意志报》的采访对这个问题做的具体阐述：

 

    《南德意志报》：凯勒教授，您为什么会写关于语言变迁的论文？

    凯勒教授： 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思考语言衰亡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献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描述一种衰退了的语言是什么样子。也许根本就没有“衰退的语言”。我在十五年前写了一本关于语言变迁的书，书里也谈到了语言衰退的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有人得出一种语言正在衰退的结论通常是因为看问题不够全面，把各别现象当成一般规律，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正常的语言变迁。如果我们把一些德语中的错误用法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可以看到这些错误经过一段时间后很可能成为标准德语。

 

    《南德意志报》：您认为语言的的任何一个变化都是好的吗？

    凯勒教授： 这不是好和坏的问题。比如19世纪时“schrauben”（上螺丝）这个动词的过去时和完成时写成“schrauben－schrob－geschroben”，现在的写法是“schrauben－schraubte－geschraubt”。您说哪种写法更好？这个不是好与坏的问题吧？

 

    《南德意志报》： 现在很多商业界人士喜欢用“sich committen”这个词，您怎么看？（注：目前德语中没有“committen”这个词，它是由英语的“commit”添加德语动词词尾-en而成。反身代词“sich”对应“oneself”，所以所谓“sich committen”就是英语中的“commit oneself”）

    凯勒教授：个别人的语法错误与整个德语系统的变化是两回事，我们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有些德国人说话的确错误连篇，这就好比有很多人穿衣服很难看，可是你不能因此就批评整个欧洲时装界没有品味。在语言方面也是一个道理。作为语言学家我觉得我有资格对德语作出评价——德语正在健康发展。当然我知道确实有不少人用“sich committen”这样的词。不过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所读的几份日报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词。有些语言批评家专门收集这样的例子，把它们夸大成一般现象，然后开始担心德国文化的衰落。

    《南德意志报》：在您看来，《第三格取代第二格》（Der Dativ ist dem Genetiv sein Tod) 和《请说德语》(Speak German!) 这两本书为什么能取得巨大成功？（注：这两本书都是讨论德国人日常说话时所犯的各种错误）

    凯勒教授：这两本书的成功反映出德国人担心语言不规范的问题。很多人关心语言规范，可是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能做到就不得而知了。大家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weil”（因为）从句中的动词不放句尾。在书面语中这类错误很容易避免，但在口语中就不好控制了。

    《南德意志报》：您的书中曾经提到，大部分外语借词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淘汰。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借词可以真正被德语吸收？

    凯勒教授：那些在德语中找不到替代词的借词，比如英语借词“Kid”。有人问，德语里已经有“Kind”这个词，为什么还要从英语借来一个“Kid”？回答是，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Kind既有小孩的意思，也指一般的子女。譬如我的奶奶可以说：“我有两个Kinder（Kinder为Kind的复数形式），一个78岁，一个84岁。”但是Kid用在这句话里就不合适，因为Kid指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的典型形象是头戴棒球帽，脚踏滑板。如果要写一篇有关这个年龄段的少年的文章，Kid这个词就比Kind更精确，更能渲染气氛。所以我们不能单挑出一个词来说它好或者不好，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判断这个词合适不合适。语言有很多种功能，粗野的词放在粗野的语境中更能传情达意，而文雅的词则适合表达高雅的情趣。

    《南德意志报》：德国语言协会曾经出版过一个“英语借词目录”，里面收录了大约6800个英语借词，还给出了相应的德语替代词。您不觉得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吗？

    凯勒教授：我一定不觉得这个数字惊人。这种协会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就有。发起人通常是生活富裕受到良好教育的上层市民和贵族。当时他们所要对付的不是英语借词，而是法语外来词。他们为每个法语借词寻找相应的德语词，但是这些德语词中只有2％－5％被公众接受，即便如此这些词也没能完全取代法语借词，而只是获得了与法语借词平起平坐的位置。比如Akteur（法语：演员）与Schauspieler（德语：演员），Distanz（法语：距离）与Abstand（德语：距离），两个词意思一样，出身不同。总的来说，这些语言协会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影响甚微。

    《南德意志报》：您是否认为可以从语言水平上看出一个人所出身的社会阶层？

    凯勒教授：德国有很多土耳其血统的大学生，他们的语言水平和你我没有什么差别。130年前，鲁尔区的中小学里60％－70％都是波兰工人的子女，德语很差。可是他们的后代今天已经完全融入了德国社会，一些波兰姓氏如Schimanski也渐渐演变成了德国人姓氏，今天谁会把姓Schimanski的人看作外国移民呢？也许过不了多久，Özdemir（常见土耳其姓氏）也会变成一个普通德国名字吧。

    《南德意志报》：您是否认为今后可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德语？

    凯勒教授：我们现在就有好几种德语。生活的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语言就会有不同。但是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上。我们比较德国各地的公文语言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口语与书面语差异太大会造成很多不便。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阿拉伯语系：标准阿拉伯语作为书写及诠释《可兰经》的宗教语言已经被神圣化，不允许有一点变化了。而各个阿拉伯国家的语言却在不断变化发展当中，所以很可能摩洛哥人听不懂埃及人说的阿拉伯语。在德国就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德语的发展趋势是书面语越来越接近口语。在19世纪公文德语是最佳文体，这种文体十分累赘，偏爱名词结构和从句中套从句的复杂句式。现在的书面语就简约多了。我认为书面语向口语靠拢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不认为德国存在所谓“土耳其人的德语”。我的一个学生是土耳其血统的德国人，她曾经研究过土耳其裔儿童的语言行为。她发现这些孩子有时候会说一种土耳其语和德语的混合语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既说不好德语也说不好土耳其语。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好玩，是一种语言游戏，比如他们会把德语名词用土耳其语规则变格。当然的确有些土耳其裔的孩子德语和土耳其语都说得不好，但是这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南德意志报》：很多德国人不接受正字法改革，因为新的正字法给阅读古典名著带来很多不便。要是哪个小学生像歌德那样拼写单词，肯定会得五分（注：德国分数一分为优，四分及格，五分最差）。您怎样看待正字法改革？

    凯勒教授：正字法改革进行了一百多年，现在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要通过正字法改革完全规范德语书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东西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比如Kaiser（皇帝）这个词写成Keiser有什么关系？可是要是谁提出这个建议，肯定有人觉得德国文化又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力量毕竟不容小觑。应该说目前的正字法是最科学的，不过要让人适应所有的新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我相信，语言就好比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最符合老百姓语言习惯的说法。

    《南德意志报》：您怎样判断一些不合乎语法的流行词是不是德语水平不佳的表现？

    凯勒教授：这要看具体的语境。您说在迪厅里怎么说话才叫得体？是不是有标准的“迪厅语言”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那25岁的儿子在迪厅里像我现在这样讲话，人家肯定看他不顺眼。所以我觉得说话只要合乎场合就可以了。我出生在曼海姆一个工人家庭，我能很流利地讲曼海姆方言，需要讲方言的时候我就讲，不需要的时候我就不讲。如果我用标准德语对我父亲说：“Wessen Fahrrad ist das？”（这是谁的自行车？），他一定会觉得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应该这么问：“Wem sein Fahrrad?”（句意同上，不合乎标准德语语法）。所以说没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德语，只要合乎时宜和场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