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是考过的刚到德国时，我算是个文盲，因为我刚学会发音就提着大包小包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在德语课上，面对老师布什女士用德语教德语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除了痴痴地望着她外别无他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后，我终于已经能咿咿呀呀地说些复杂句式了。当布什女士微笑着对其他几位同学说“他最初只能说几个单词，现在已经能说从句了”时，我猜想她下一步是不是会塞给我一个奶嘴。又过了两个月，我昂首大步进入了高级班。

　　可几天高级班的学习让我发现，这种教学对于我参加DSH考试(相当于德语的雅思)帮助并不明显。因为德国的老师不像国内的老师那样花很大工夫在培训我们的应试技巧上。大约两周后，我就实在无法忍受每天做小游戏这种没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了。我开始按照自己的步骤，每天做从国内带来的DSH模拟题，悉心摸索题型的规律，很快就逼近了DSH的分数线，于是跃跃欲试地准备报名DSH考试。布什女士并不理解，在她看来我的德语水平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我颇有些得意地向她宣扬我的理念：“学习德语和通过德语考试是两回事。这次不考，就要再花半年学德语。半年太久，我只争朝夕。”可布什女士不但不鼓励我，反而苦口婆心地说：“如果你说不好德语，通过了考试又怎样呢?”

　　长久以来，受大环境影响，我们的学习不知不觉变得功利，总是为了通过某一门考试来迈入更高的门槛，却并未真正为了掌握某一门知识而认真学习。

　　追求学校还是追求学习高考在我国是用来衡量一个孩子成功与否的里程碑事件。想当年同班的表哥成了本地高考状元，身披红花站在卡车拖斗里绕县城一周，接受群众的欢呼与掌声，风光无限的同时，也让未能跻身顶尖大学的我有些不甘。进入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的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t Konstanz)，我那颗受伤的心收获了迟到的慰藉。

　　其实收获的不只是那一丝慰藉，还有些许膨胀。

　　风景优美的康斯坦茨除大学(Universitt)外，还有一所Fachhochschule，虽然实质与我国的应用型本科相差无二，但我还是固执地通过中文直译来亲切地呼唤它——技校。每次遇到“技校”的学生，我都会像电影《大开眼界》中那逢人便说“我是一名医生”来彰显身份的男主角一样，微笑地伸出手说：“你好，我来自大学。”

　　有天我住的学生宿舍搬进来一个在“技校”读书的科索沃小伙亚瑟，身高7尺，雄壮异常。得知我曾参加德国足球地区联赛，亚瑟倍感激动，从此就经常拉我一起参加大学的训练赛，这一来二去就熟络了些。只因小伙儿在日常学习生活及足球中几乎全面落于下风，我便终日飘飘然如在云端。不承想有天风云突变，小伙儿突然不经意地问我：“超，你们通常多少人一起上课呢?”我撇撇嘴：“大概100人左右吧。”他说：“那你们能学到什么呢!还是我们学校好，每堂课的学生都不多，有时就四五个人，老师能照顾到每个人，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此言既出，我顿时愕然，先前建立的所有优越感瞬间坍塌如坠云端。

　　当名校变成学生的唯一追求时，考名校已不再为学知识。感谢亚瑟的一记闷棍，让我重新思考学习的意义。

　　一个学生的课堂在德国时，我的生活一直比较单调，“学校—超市—家”这三点一线的生活是常态。比较庆幸的是一直有挚友老李。老李大我一个月，山东人，本是国内某985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在读研究生，后被惨淡的就业前景所警醒，索性半路出家到康斯坦茨大学读经济学硕士。

　　一天，老李从学校一回来便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的遭遇。原来，老李这学期有一门选修课《资本市场》，任教的老教授君特·弗兰克是经济系主任，在德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威望，据说在欧盟理事会中也有席位。可让人诧异的是，这门课只有三个学生——如果说怕弗兰克的考试难而不敢选倒也不稀奇，稀奇的是只有三个人的课堂却由这样有分量的教授来任教，这在国内完全不敢想象。且另外两位同学很少同时来上课，总是很有默契地间歇性消失。这天，眼看着上课时间要到了，另外两位同学也没有要来的意思。老李不由得暗想，今天听课的怕是只有他一个人了，不知弗兰克是否会挂不住面子并就此“罢课”。时间一到，弗兰克准时出现，望着只有一个人的课堂，只是皱了皱眉头便平静地从背包掏出讲义，一对一给老李讲了两个小时，板书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块黑板后又擦了再写。故事讲到最后，老李不住感叹：“打从娘胎里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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